书中几个有意思的点：诸葛亮隆中对是算无遗策吗？刘备取益州的政治水平如何？刘备在复兴谁的汉室？孙权在荆州的背刺是绝对的小人行为吗？刘备称王称帝后与孙权的关系如何？如何看待孙权的政治水准？孙权称帝有哪些的影响 ？蜀汉的立国之本是什么？蜀汉如何衰亡？
还有自己去体会的一些小细节
关羽死后一年半，刘备才出兵「复仇」
从庞统在涪城建议刘备袭擒刘璋、在葭萌给刘备提出的三策看，庞统实在称不上王佐之才
诸葛亮隆中对是算无遗策吗 ？
后世赞誉诸葛亮未出隆中即已预见天下三分，似乎后来三个政权的鼎立，早在诸葛亮的预见之中，这似乎是不当的称誉。三国鼎立只是复兴汉室的事业未能完成而留下的一个结果，而不是隆中对策时的目标。这涉及严肃的政治名分问题。蜀汉面临政治名分上的尴尬，是在孙权称帝之后。孙权称帝，「以并尊二帝来告」，并以共订盟约来巩固联盟。孙刘双方为「求掎角之援」，都需要这个联盟；但孙权还企望以蜀汉对他帝位的承认来增强其合法性。这才让蜀汉面临政治名分上的困扰。诸葛亮也认为孙权称帝确属「僭逆」，但出于「应权通变」，对孙权「略其衅情」，最后裁示，「权僭之罪，未宜明也」。这意味着，他对孙权称帝实际上不承认，但为了维持联盟而不公开否认。因此，若以后来三国鼎立的既成事实，而回溯到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的形势分析，以此来赞誉诸葛亮的先见之明，可以说是完全曲解了诸葛亮的政治抱负。 另一方面，隆中对中的最高政治目标是模糊的。复兴一个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几乎不可能，复兴一个刘备本人所代表的汉室又不能公开言说，于是，《隆中对》里便只好笼统地说「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毋宁说，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搁置了究竟是要复兴一个由谁代表的汉室的问题。
刘备取益州的政治水平如何？
刘备刘璋涪城之会，刘璋推刘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刘备则推刘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二刘之间的这番推领颇有意味。从刘璋对刘备的推领情况看，此时，他对刘备并非完全没有防范的意识。他推刘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无异于向刘备暗示：你的发展前途应是汉廷中央，而不是益州。刘备推刘璋领益州牧看上去纯属多余。因为刘璋的益州牧是获得过汉献帝的王命认可的，本来就具备合法性，无须再由刘备来推领。这个看似多余的举措，只能说是刘备对刘璋的一种表态：完全尊重刘璋在益州的地位。这种表态当然是刘璋所期待的。一方面，他期望刘备表白自己对益州没有觊觎之心，另一方面，由刘备来表白他对刘璋在益州地位的尊重，正是他邀请刘备来的目的：增强自己在益州的地位。 从雒城长达一年多的坚守，到成都吏民「咸欲死战」，及至刘璋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益州吏民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抵抗意志。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二十余年，与益州本土士人一直未能建立相互的信任，这也是他感到统治危机从而邀请刘备入蜀的原因。为什么益州吏民此时倒表现出了一种愿意替刘璋死战到底的抵抗意志呢？或许可以说，益州吏民咸欲死战的抵抗意志，与其说是来自对刘璋的效忠，不如说是对刘备背弃信义的义愤。 刘备占领益州后，最失策的还是对益州故主刘璋的处置。早在入蜀前，庞统为促成刘备决策取蜀，说到「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以安置刘璋；围攻成都时，刘备与刘璋的使者张裔谈投降条件，「许以礼其君而安其人」。刘备进城后，纵兵抢掠，已然没做到他承诺的「安其人」，将刘璋徙置公安，形同软禁，又没有做到他承诺的「礼其君」。 刘备这样处置刘璋，既不妥当，在政治上也不够明智。益州虽已夺占，但刘璋其人并非没有政治价值。五年后，刘备群下一百二十人联名上表汉献帝，援引东汉初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推刘备为汉中王。依照这一故事，刘备要在没有得到汉帝封授的情况下称王，只能是由与刘备同层级的诸侯推举，才具有临时的合法性，无疑同宗族的刘璋是最合适的人选。 刘备规取益州所暴露的问题，不只是一项项具体策略的得失，而是整体政治水平的低下。在政治水准上，刘备夺刘璋的益州与吕布夺刘备的徐州，相去伯仲之间。刘备取益州的方式，既伤害了他声称的匡辅汉室的政治信用，也伤害了他与孙权联盟间的政治信用。它导致了孙刘关系的质变，也导致巴蜀本土士民对刘备集团的消极态度。这一态度甚至关系到蜀汉的国运。孙刘政治关系破裂，「跨有荆益」的结构才发生断裂。
刘备在复兴谁的汉室 ？
当时的天下，仍是残存的汉室的天下，是刘备想要复兴的汉室的天下。当诸葛亮出使江东之时，曹操是许昌汉廷刚刚恢复的丞相，孙权是汉廷的疆臣，与许昌的关系并未破裂；身为「王室之胄」的刘备则成了帝国丞相追杀的对象。刘备此时缺乏一个与曹操抗衡的鲜明政治主张，那么，与孙权的联盟算是什么意义上的联盟？这反映出当时的诸葛亮对孙刘的政治关系缺乏清晰的定位。 为孙刘联合抗曹赋予政治主题的是周瑜。周瑜把曹操定位为「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既然曹操是「汉贼」，那么，抗曹的举动便成了「为汉家除残去秽」，而不是对许昌汉廷的背叛。这一定位足以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对抗。在赤壁之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定位成为孙刘联盟的政治主题。那段时间恰好也是联盟关系比较稳固的时期。 在刘备相继获得益州汉中后，通过援引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不是由汉献帝，而是由刘备的部属，封刘备为汉中王，同时，拜大司马。刘备复兴的不再是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此时刘备将自己塑造成了刘邦和刘秀事业的继承人。 220 年延康元年曹丕代汉自立，此时刘备声称要复兴汉室，可是，按照曹丕编排的禅让剧本，由汉家的天子亲口宣布天命已转移到曹氏，并亲手将汉家的天下禅让给了曹家，这样，刘备复兴汉室的事业便失去了依据。于是刘备编织传言称曹丕已杀害汉献帝，曹丕害死了汉献帝，就像西汉末王莽毒死汉平帝一样，那么，曹丕虽然是经由禅让而代汉，但其性质就跟王莽代汉一样，属于篡汉，天命并未去于汉。这样，刘备复兴汉室的事业便又重新找回了正当性依据。如此，刘备复兴汉室的事业与光武中兴才形成完整的对应，曹丕代汉既属篡弑，天下之人「咸思刘氏」，则汉室仍享有天命。此时需要着力证明的是，天命已将复兴汉室的使命赋予到了刘备身上。
孙权在荆州的背刺是绝对的小人行为吗 ？
赤壁之战后，刘备主要的作为便是占据益州，而一旦入据益州深险之地，便已避开了曹操的主要压力。在孙刘联盟间，获得巨大收益的是刘备，承受曹操巨大军事压力的却是孙权。 周瑜称曹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试图撇开孙刘联盟，而以雄心勃勃的军事进取单独追求江东帝业。鲁肃认为曹操对江东安全构成威胁，认为在一定阶段内，江东帝业需要孙刘联盟。两者虽然方法不同，但周、鲁二人都以成就江东帝业为政治上的目标。 周瑜和鲁肃相继去世后，江东帝业失去了两个主要的推动力量。十年的联盟，并未使江东事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江东帝业依然邈焉难望。吕蒙适时地促使孙权将江东的事业定位调整成保据江东的霸业。因此吕蒙认为，作为同盟的刘备、关羽非但不是江东安全的保障，还对江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意味着江东根本利益发生了调整。荆州——孙刘联盟的衔接点，既是孙刘阶段性利益的交汇点，又是双方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冲突点——在江东事业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江东早先的帝业规划中，荆州的地位是被置于一个比较长远的进程中衡量的；但从保据江东计，荆州的地位就变得存亡攸关。而刘备这位盟友的作为并没有让孙权感到安全。对于江东的安全来说，来自长江上游刘备的威胁更甚于来自长江北面曹丕的威胁。 当刘备拒绝了孙权联合取益州的提议，自己却以袭击的方式从同为宗室的刘璋手中夺过益州时，孙权便开始索要荆州；当刘备占领汉中后单方面称王时，孙权便开始筹划以武力夺占荆州。刘备的作为让孙权对联盟的意义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当刘备从联盟中极大地受益时，孙权却既未从联盟中进一步受益，也未从联盟中感到安全。联盟互动的历史，让孙权对刘备从信任变得不信任，进而感到其威胁。
刘备称王称帝后与孙权的关系如何？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为袭荆州而降曹后，被曹操表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封南昌侯。而刘备在建安元年即已被汉廷封为宜城亭侯。 建安二十七年，在刘备称王上汉帝表中完全没有提及孙权。孙权连侯爵都不是，刘备却已将自己的权力再升一格，进为王爵。这意味着，刘备要么是单方面置孙权于从属的地位；要么是完全撇开了与孙权的联盟关系。 222 年刘备夷陵战败蛰居白帝，孙权在曹魏压力下请和与刘备，至此，孙权才承认刘备的汉中王身份；而此时，刘备称帝已有两年。也就是说，刘备称汉中王时，孙权并未承认；此时承认其汉中王身份，则同时也意味着并不承认其汉帝身份。 江东对于刘备称帝帝看法是，曹操父子攘夺汉室，刘备身为汉室宗室，不为海内率先讨贼，而自先称王称帝，未合天下人的期待。
如何看待孙权的政治水准？
曹操在淮南屯有超过十万的庞大兵力。孙权为袭荆州，向曹氏称臣，以换取北方的平静。他得到了刘备在荆州所占的地盘，却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 孙氏兄弟起兵之初，孙坚、孙策与逆臣袁术的依附关系成为孙氏的政治负累。建安初年，孙氏兄弟为刷洗与袁术的关系，跟曹操走近，借此重建与许昌汉廷的关系。建安十三年，孙权与曹操在赤壁公开决裂。那时，他骂曹操是「汉贼」，称自己是「为汉家除残去秽」。建安二十四年，他为袭荆州，向曹操称藩劝进，劝曹操代汉自立，曹丕代汉后，又向曹丕称臣，他再也不能骂曹氏为汉贼了。孙权亲曹又背曹，背曹又降曹，降曹再背曹时，不唯曹丕以「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指责他反复无常，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再相信他还有问鼎中原的号召力，更不用说统一天下的机会。
孙权称帝有哪些的影响 ？
孙权称帝，并告知蜀汉方面，希望并尊二帝。这事抛给蜀汉方面一个政治难题。如果蜀汉不承认孙权的帝号，以维护蜀汉帝业的核心论述——汉室仍享有天命，天下仍是汉室的天下，蜀汉是汉室的继承者——这势必会影响联盟关系，联盟可能就此终止；如果为维持联盟而承认孙权的帝号，蜀汉帝业的核心论述却可能因此而被动摇。 孙权以降曹为代价而背盟袭荆州后，他事业的极限就只能是保据江东了。这是孙权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在他称帝，而不是吴蜀恢复联盟之时——搞这个盟约的原因。他希望，以蜀汉对他帝号的承认来增强他帝位的合法性。他要以歃血为盟誓诸天地群神的庄严神圣，确认吴蜀对彼此帝号的承认，「并尊二帝」，进而通过中分天下的约定，将自己的帝号拔升到整个天下的图景之中。这样，他帝号的合法性将因此而得到增强。 但是，孙权的这番政治操作逻辑上却自相矛盾。他希望以蜀汉对他帝号的承认来增强其合法性，但蜀汉的国号其实是汉。孙权以「天意已去于汉」作为自己称帝的前提，却又指望西边那个政权对自己帝位的承认来增强其合法性。西边的那个政权其实以汉为号。正如我们在其他场合看到的那样，只要可能，他会尽量避开那个汉字，而把它叫蜀。但是，在盟约这种双边文书中，却又不得不称它为汉。这与他称帝的政治论述明显矛盾。他绕不开这个矛盾，便尽量淡化这个矛盾。 在盟坛之下，孙权可能更愿意强调诸葛亮——而不是那个以汉为号的政权——对自己帝号的承认。当然，他不知道，诸葛亮实际上说的是，「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蜀汉的立国之本是什么？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唯有在北伐讨贼的旌旗下，天下才仍是汉室的天下。汉室仍享有天命，巴蜀的这个以汉为号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它才能够抟聚人心，巩固住这个政权。这是北伐讨贼与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内在关系，也是蜀汉政权存亡的关键。 自秦汉以来，德与暴、善与恶、福与祸、兴与亡，便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用以总结盛衰兴亡的最核心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如此定性北伐，致力于北伐的这个政权的政治定位才足够清晰：北伐的旌旗所指，曹氏为凶为逆为盗为篡，被攘夺的天下才仍是汉室的天下，而这个政权正代表汉室。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北伐在撑起汉室；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北伐在支撑蜀汉政权的合法性。 诸葛亮北屯汉中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成都，没有回过巴蜀，即使是处理废黜李严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没有回过成都。虽然有过挫折，却并不颓唐。他锲而不舍，屡挫屡战，愈挫愈奋。他最后死在北伐的前线。他遗命葬在汉中——他长年经营的北伐基地。他以他生前的努力和身后的安排，立起一个努力北伐的坚定身影，即使是在身没之后，依然魂魄依依，期勉他的后继者们，致力于他未竟的事业——北伐讨贼，复兴汉室。 在中国古代，继绝兴微被赋予一种德的光芒，正在于它是在风雨如晦的逆势境遇里，毅然扶持孤弱的正义与良善所焕发出的崇高感。继绝兴微，复兴汉室，诸葛亮将其当成自己生死以之的使命，也将其变成蜀汉上下贤愚「佥忘其身」的使命，因此，蜀汉虽据巴蜀一隅之地，但在诸葛亮主政时期，蜀汉内政表现出少有的清明，蜀汉处于最弱的一方却最具进取性。蜀汉政治整体上表现出一种上扬感，而无割据偏安的萎缩感。
蜀汉如何衰亡？
谯周的《仇国论》，从理论上否定了自诸葛亮以来蜀汉关于北伐的整套论述。他视蜀汉与曹魏如同因余与肇建，两国「并争于世」，裂解了「汉贼不两立」的天下前提，也就消解了蜀汉帝业与汉室天下之间的逻辑联结；消解了北伐讨贼的政治意义，也就消解了蜀汉政权的天命依据。概言之，谯周此论消解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中州发生这一系列变故，实为司马氏父子欲效曹氏父子故智，步其后尘，正谋攘夺曹魏政权，手段之酷烈有过于当年曹氏父子。中州政治的主题已是司马氏代魏；曹氏篡汉，已成隔代往事。 若说北伐的意义仍是讨贼，那么，谁为该讨之贼？又为谁人之贼？在蜀人看来，姜维和夏侯霸这两个从曹魏来降的外来者，极力将巴蜀与中州政治牵连在一起。然则，司马氏攘夺曹氏，与汉室何干？与蜀人何干？当蜀人在「为何而战」的问题上愈渐迷失，谯周将姜维北伐指为穷兵黩武，也就愈易赢得广泛的共识。 魏甘露五年（蜀汉景耀三年，260 年）五月，曹魏发生弑君之事，高贵乡公曹髦攻司马昭，被杀身亡。此事震动天下，姜维没有出兵。他已不再能如延熙十八年那样，压制张翼等人的意见，强行出兵。《仇国论》已成为蜀汉的主流舆论。 在内外两重意义上，北伐的意义均被消解。当北伐的意义被消解，巴蜀与汉室的关系也就悄悄消解。
余论
全文最有感触的观点是：「一种体现道义主张和价值诉求的政治定位，有助于一个集团赢得政治制高点。」技术性的力量不如制度性的力量，制度性的力量不如价值性的力量。 早年的刘备，「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从而迅速成就英雄之名。英雄之名成了他最大的政治凭资。他闯荡半生奔走南北，却一直形同寄人篱下，直到他占据益州才拥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但他取益州的方式，损害了他的政治基础。他与刘璋同为汉朝宗室，他应刘璋之邀引兵入蜀，但转身便举兵相袭。此举损害了巴蜀本土士民对他的信任，也损害了与盟友孙权之间的信任，从而铸就了他政权的局限。 主政后的诸葛亮，在这种局限中作了卓绝的努力。诸葛亮初主蜀政之时，由刘备铸就其局限的那个政权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内有帝业的合法性危机，外有曹魏的和平统一攻势，半数以上的版图发生反叛。诸葛亮首要的任务是重建复兴汉室的信念，充注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他苦口婆心地争取巴蜀本土士民的认同；他义正词严地驳斥曹魏「欲使举国称藩」的和平统一攻势；一俟蜀政稍稍理顺，诸葛亮便致力于北伐，北屯汉中，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成都。对诸葛亮来说，北伐是信念之战。它是高扬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旗帜，也是统摄蜀汉内政的主题。 诸葛亮去世后，蜀汉进行了一次国策大调整，蜀汉集团在政治上继承诸葛亮遗志，继续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但在军事上，不再以矢志不移的北伐行动来支撑这面旗帜，而只以有限的军事行动作为北伐的象征。此举虽曰保境安民，但复兴汉室的信念却渐渐弱化，政治认同也就愈渐疏离。蜀汉末年，谯周的《仇国论》成了蜀汉的主流舆论。此论为谯周一言而决投降之策奠定了基础。蜀汉灭亡前夕，这个政权与汉室的关系已经消解殆尽。 通过对蜀汉兴亡过程的领略——刘备的崛起及其局限、诸葛亮在局限中的努力、蜀汉国策的调整及蜀政的衰败，我们或许能对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有所体悟。